985废物、小镇做题家、绩点为王、内卷化竞争……最近互联网上兴起的各式教育话题，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：人均985，遍地211，如今的天下，早已是优等生的天下。哪怕是焦虑，也只有名校生焦虑的份。 事实并非如此，2020年，中国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，重点大学的学生只在其中占据很小的比例。“大学生”这一身份所涵盖的庞大数字，更多是由二本及以下学生组成的。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，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。但作为就业的主力军，二本毕业生们的现状却鲜少有人关注，甚至很多人自己眼中的未来也面目模糊。 在各种就业调研报告上， “二本学校”的表述被折叠在除“双一流”以外的“地方本科院校”之中，在其中生活学习的年轻人，成了舆论场上沉默的大多数。 不可抗力将今年的就业难度推向高峰。 前段时间，广东F学院的黄灯老师出版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一书，用自己15年的一线教学经验，通过对4500多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十几年的跟踪走访，向我们勾画出一条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。 他们艰难走过应试教育这一道关卡，并不算成功地通过高考，历经众多就业挫折和社会捶打，在不同的人生岔路口分野，最终与社会撞个满怀，摸爬滚打，跌跌撞撞，融入到生活的洪流当中。 有人说，他们是当今转型期中国最忧伤、迷茫的一群人。“二本学生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，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。”黄灯老师说。 1 在夹缝中就业 去年6月，毕业一年多的豫子辞掉了自己在深圳某银行的“铁饭碗”。 就像网上无数个声称自己终于“逃离银行”的年轻人一样，做出这个决定，对豫子来说并不容易，只因为她二本的学历背景。 但无数个日夜的辗转反侧、越压抑就越膨胀的不甘心、高考选专业时的梦想……种种原因，都在无形之中牵引着她递交了那份辞呈。 今年刚满23岁的丁一，同样毕业于一所二本学院，同样在银行工作，至今仍处在纠结之中。今年6月份，他抓住来之不易的升职机会，从柜员转岗成为大堂经理，但工作几个月后，他开始考虑是否要辞职。 或许是因为城市的差异，进入银行一年多时间，丁一每月的收入远不如在深圳的豫子，晋升机会也不多，每天还必须面对小地方无数复杂的人际关系。 丁一自己粗略统计，自己所在银行，每年招进来的应届毕业生，会有二到三成在不久之后选择离职。 “银行就是一个你出去很容易，再进来就难了的地方。”这些告别银行的年轻人，做的是一个无法回头的职业选择。 微博超话#今天你从银行辞职了吗#有一亿多的阅读量。 据麦克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《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》，2019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显著下跌，同比下降1.4%。 史上最难毕业季，被巨量的毕业生迎面撞上。疫情影响下，大量企业或裁员或缩招，最先感到寒意的，往往是二本学生。 南开大学在数年前曾对二本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进行调研，结果显示，二本院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不仅远低于重点大学，更低于三本学校的毕业生： 一本学生的整体就业竞争力明显高于二本学生，这不必说，而三本学生的家境普遍较好，也有利于他们的就业和前途。 二本学生夹在其中，既没有原生家庭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扶持，也受困于有限的教育资源，在剧烈的就业竞争中被无情甩出。“自主择业”，轻飘飘的四个字，略过了二本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遭受到的结构性不平等。 二本学生，就业市场上的“夹心饼干”。 黄灯老师带过的2019届毕业生，去年就业情况也很一般。来自湛江遂溪的美芽进入了广州市某巴士公司，这是班里少数几个进入事业单位的同学。 得益于广东F学院的特殊金融属性，往年即便不是金融专业的学生，很多也能进入银行工作，但比例明显降低。更多的情况是，学生们在选无可选之下，进入一些小的媒体公司或者微小型企业，从事公众号运营等边缘工作。 教育行业一直都是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热门。由于近年来中小学课外辅导班的火爆，黄灯班上每年都有一部分学生进入教育培训机构。2013级的陈雪，就是其中的一员。 经过层层选拔和培训，陈雪毕业后顺利进入新东方任教。和她一同竞争的，不乏985、211高校的本科毕业生，甚至还有研究生，这种“同台竞争”让她感到安慰。 但不久之后陈雪就发现，尽管凭借能力获得了工作机会，但因为来自一所二本学校，自己还是被降级为普通老师。 虽然有种种不如意，但从就业结果上来看，豫子、美芽、陈雪已经算是同辈中的佼佼者。更多的二本学生，还在“生存”这条基础线上苦苦挣扎。 黄灯的另一个学生何文秀，毕业后辗转珠三角一带的各类公司，干过文员、外贸，后来因为一次领导的非分要求，愤然离职。离职之后，是漫长的迷茫和无助，快三个月过去，何文秀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 “每天上网投简历，去面试，失望，身心疲惫。晚上睡不着，害怕明天睁开眼睛又是一天，日子过得惶恐。有时实在太压抑，半夜睁开眼睛大哭，这种境况实在让人撕心裂肺。有时候，会悲观地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，反观别人的日子都是过得那么好，心里也很酸，怎么自己就不能像别人那样过得好好的，非要像现在这样落魄?”在和黄灯老师的邮件往来中，文秀如此写道。 这是她在患上抑郁症之前为数不多的情感出口。 找到一份好工作，对有的人来说是小菜一碟，对更多的人来说是一座大山。/《百元之恋》 何文秀代表了很多二本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共同遭遇。他们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，就被无情地告知就业困难，但只有等到真正被丢到劳动力市场后，才真切体会到这种压力的残酷与沉重。 就业压力，很多时候并不单单指向有没有企业愿意和自己签署三方协议，而是更进一步，作为一个二本学生，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份让自己感觉有尊严，也让父母觉得“过得去”的工作。 从宏观的统计数据来看，二本学生的就业率可以和重点大学，甚至985、211的学生比肩，但数据之外，就业质量却大相径庭，许多二本学生并不能马上在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，以至于很多人毕业多年，仍然在一次次的跳槽、转行、将就中无限纠结。 据黄灯老师说，在自己那么多年“经手”的学生中，只有一两个学生仍然坚守在自己的第一份岗位上。个人发展空间不够、薪资福利低、单位管理制度和文化与自己不符，都是他们离职的原因。 我们无法否认，学历是这些二本学生的首要限制，在一开始就标定了天花板的高度。凭借个人努力，就想要突破这层透明天花板，又谈何容易？ 从银行出走的豫子，“家里蹲”了一年多后，终于在广州某媒体企业谋得一份公众号运营的工作。银行复杂的工作环境，让她磨砺出细心的工作态度和坚韧的性格，这让她得到新领导的赏识。 与此同时，同被银行系统绑定的丁一，却还因为离职所需要赔付的一万多元违约金而下不了决心。 在新东方任职多年的陈雪，经历一年又一年的招生季，厌倦了教育机构向家长营造的焦虑，她原先的教师梦，在现实的熨烫下，悄然变化形态。历经过职场生活，陈雪坚定地说：“我以后如果有了孩子，绝对不让我的孩子报班。” 更多二本学生的结局，则像何文秀一样，没有一份从天而降的工作机遇，生活上也无惊无喜，漫长的人生，或许在多年前高考失利那一刻，就早已注定，不会再有更多突围。 培训机构的不良竞争，恶果最终都由家长和孩子们吃下。 2 “打工人”之伤 二本学生与自身学历背景的缠斗，并不会因为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就结束，求职或许才只是个开始。 因为入校时就知道学历对自己今后就业的限制，很多二本学生早早学会“认命”，尝试在学历之外的其他地方，谋划自己的未来。 毕业四年多的珍芳，已经换了五份工作。回顾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，她觉得自己一直处于“随时可以被替换”的状态。 作为广东一所知名二本学校的新闻专业学生，珍芳在校期间就早早去媒体实习，为自己之后的就业打下基础。 大四开始，她先后在广东各大传统媒体实习，去过报纸、杂志，也进过当地电视台。每一份实习，她都十分努力，争取能够转正，可每次都因各种原因，最终事与愿违。 让珍芳印象最深的，是自己当时在Y晚报转正期间，时任主编和她的一次谈话，对方说：“姑娘你人很好，可惜来得不是时候。”就这样委婉地拒绝了她。 除了自身努力，找工作也需要一些运气。/《宽松世代又如何》 “2015年，正值传统媒体走下坡路。行业整体环境并不好，我的能力又没有达到可以让他破格录取的程度。”事后珍芳只能这么安慰自己，她并不想把工作上的不如意通通归纳到自己的二本学历上。 尽管如此，她还是从各种“风声”中强烈感受到二本学历对他们这些人的限制。 珍芳的同学李涛，毕业后同样在广州的一家媒体工作，有事业编制、工作稳定，但每次聚会，李涛都会跟珍芳抱怨自己的工作“活多钱少”。 更令人无奈的，单位评奖和晋升，往往与职员在校期间的表现挂钩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李涛总会矮人一截。“我们学校对参赛、评奖这些方面并不重视，通常都是悄无声息地就发生了，我们学生根本不知道。”珍芳说。 互联网时代，看似众生平等的信息资源，也成了二本学生们面临的桎梏之一。 学历证书背后，是学术资源上的全面掉队，从优质学术讲座，到学校为课外活动提供的资金支持，再到学生能否通过各种“弱关系”获取各类学科竞赛的通知。 重点大学学生所获得的学术资源，是二本学生比不上的。 黄灯老师从自己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出发，认为“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，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，越来越像职业院校了”。 学生一进校就习惯了这种氛围——既然这所学校是自己不得已的选择，那么自然也不会怀有多高的期待。 反过来，在就业率指标的催促下，学校也会默默迎合学生的期待，给学生安排各种专业外的技能课程，把学生的课表填得满满的，只求学生走出校门后，立刻就有企业抢着要，如此便告“培养成功”。 学生的就业焦虑和学校的评级需求，无形之中互为因果。 但在更多时候，学生在学校接受的知识训练，和日后的工作需求是脱节的。这种教育上的供求矛盾，广泛存在于各个层次的院校当中，无论是一本、二本、三本，还是专科。 于是，最终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年轻人们从自己身上找：自主择业，还得更加努力奋斗。一旦这类努力失败，大部分指责和标签都会落在个体身上，例如“丧”“低欲望”“废物”…… 年轻人自称“废物”，是对无法改变现状的一种心理适应。/《我在一家黑公司上班，已经快撑不下去了》 体制性的无奈，并不总能经由个体的觉醒和奋发而超脱。左冲右突而不得出路的年轻人，很容易颓丧起来。 豫子、陈雪、珍芳这样有危机意识，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的人，或许还能闯出一片天，但那些浑浑噩噩的“后进生”，面对的只有更为狭窄的人生。 黄灯老师做班主任期间，有一项核心工作，就是配合辅导员，做一些所谓“后进生”的思想工作。 “他们逃课、考试不及格、不愿意打扫卫生、反感被迫去听讲座、不认同学校的诸多评价机制，以一种辅导员头疼的方式，保留了凝聚于叛逆气质之上的生命力。”在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一书中，这些孩子全部以最原始的方式被记录下来。 这些学生在学校期间，往往沉溺于网络小说和游戏，或许他们希望借此掩盖自己对于未来的焦虑感。但时间从不会停下飞速前进的脚步，等这些“后进生”不得不离开校园、面对真实世界时，便一脚跌入巨大的现实旋涡中。 网络只能让你躲藏一时，却无法庇佑你一辈子。/《家庭作业》 丁一大学四年几乎没上过几堂课，大一的时候逃课出去玩，大二开始到一家摄影工作室当学徒。这导致他到大四的时候，还有好几门课需要补考。 母亲希望他毕业之后，回到家乡的当地银行工作，家里人都认为这份工作轻松安稳，而且也有面子，尽管这和他原先的摄影爱好南辕北辙。 临近毕业，因为有大量的补考和论文需要顾及，丁一没有时间找别的工作，在和母亲进行了无数次争吵后，他最终妥协，给银行投递了简历。 按照规定，本科生进入银行后，一般都要做一年柜员。银行柜员的工作并没有多么强的专业性，很多都是机械式的重复。这一度困扰丁一，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被银行这架巨型机器绑架的工具人。 打工人也是工具人。/《半泽直树》 程式化的工作之外，变数来自形形色色的客户。“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想象，有客户会没有理由地把我们银行所有人都骂个遍，只是因为今天早上出门时，跟老婆吵了一架。” 客户投诉是所有银行柜员最怕遇到的事，因为这能直接影响当月的收入。如果被审核部门判定为一次“有理由投诉”，那罚金将高达两千元——这几乎是丁一月工资的一半。 对这群银行体系内的“打工人”来说，996只算远虑，一套事无巨细的KPI考核标准才是近忧，是令他们心力交瘁的沉重枷锁。 当然，二本学校中也有一些没有进入职场的学生。 吴志勇是黄灯的学生，毕业后，他在老师的介绍下，进入珠三角某地的公安局工作，但仅仅待了十天就断然辞职。 在这之后，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，当过社工，经营过服装网店，加入过美容机构，做过纹绣培训师……摸爬滚打多年，吴志勇的工作终于被金钱驱动。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，吴志勇最终和哥哥开了一家饮食店。饮食店的工作极为繁忙，赚的也不多，没有多余的利润雇人帮忙。 “很多时候，他必须亲自上阵，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递小哥一样，为完成网络和电话的订单，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。”在黄灯老师的转述中，我们亦能感受到匆忙和辛劳。 小生意人没有KPI，但也被生活推着不断奔劳。 吴志勇并不是孤例。相比于进出各种招聘会，有些学生干脆选择回家学一门手艺，早早养活自己。在他们往后的人生中，那张文凭证书，几乎不再会发生什么作用。 这也让身为一线教师的黄灯时常思考：到底是按工业化生产的流程培养学生更重要，还是按以前精细化的农业模式培养学生更重要。 当然，这个问题的选择权，早已不在老师手上，甚至也不在学校手上了。 3 在狭路中转轨 学历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，这一观点在当下，仍然没有完全过时。 应试教育在二本学生们头上蒙上一层阴影，有人很早就接受了这一事实，也有人希望通过努力，扭转第一学历的弱势。 黄灯老师所带的2015级学生，从大一开始，决心考研比例就直线上升，人数也早早过半。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了黄灯办公室的门，向她咨询考研的问题。“仿佛他们读大学的唯一目的，就是获取一个考研的机会。”黄灯感慨。 因为广东F学院实行一本、二本双线招生，很多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是超过一本线的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用一本线进入一所二本学校，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遗憾，通过考研实现学历晋升是顺理成章的事。 每一年，我国考研人数都会再创新高。 虽然身处大学这座象牙塔，但社会的焦虑自然会渗透进来，很快，学生们就能通过对家庭经济条件和个人能力的精密计算和反复权衡，做出“利益最大化”的选择。 1989年出生的刘婉丽，因为家中经济困难，从小一直处于辍学的恐慌之中，这无形之中在她内心埋下一颗“关键时刻就掉链子”的种子。 大四那年考研失败，刘婉丽错过了就业的高峰期。毕业后，她先后在一家小报社和图书馆工作，工作内容繁杂疲累，且完全没有成长的机会，看不到出路在哪里，她更坚定了考研的决心。 大学毕业两年后，刘婉丽再次参加了研究生考研，因为第一学历的原因，她被调剂到一所普通高校，但这个结果已经让她很满意。 今年刚过30岁的珍芳，最近也在考虑辞职考研。四年时间换了五份工作，工作内容其实都大同小异，无法再有更多提升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摆在她面前的两条道路逐渐清晰：是通过考研转换一下职业轨道，还是先完成生子这项人生任务。 老公明确表示支持她的任何决定，经过一个多月的斟酌，她向直属领导提交了辞职申请。 不久之后，她自然流产了。 事情发生得太过于突然，此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怀孕了，只是那段时间觉得身体很累，她本以为是频繁加班的缘故。辞职考研的事情就此搁置下来。